常记先生柄政时，

城狐社鼠尽摧之。

书生自有屠龙剑，

儒者从来作帝师。

寂寞王侯多怨恨，

萧条国事赖扶持。

昭昭史迹留嗟叹，

社稷安时宰相惧！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革新税赋，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无与伦比，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结果家产尽抄，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  

   

　　有明一代，张居正是最杰出的改革家。他“勇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十年理政中,强力推行了所谓的“万历新政”的政治经济改革,从而使本已衰颓的明王朝统治一度出现了中兴的景象。1582年，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下诏罢朝数日，并派锦衣卫护送灵柩至故乡江陵，可谓备极哀荣！

 

　　但改革无疑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尤其是一些把持大权的贪官污吏和江南许多富商大户。在所谓“集体腐败”成风的当时，等张故去，那些没有被彻底和完全（当时实际已不可能）肃清的朝臣巨贾便纠合在一起，诬陷扳倒了张居正。不仅张被抄家，弄得身后50年无人敢提其名，十年改革也被废止，毁于一旦。尤其是以明神宗为核心的满朝文武,敛财腐化成风，从此明朝急剧衰落，积重难返，以至于明朝难得的最后一位崇祯好皇帝，尽管为张平了反，准备励精图治，也无奈病入膏肓，回天乏术。“万历十年”支撑了明朝的最后六十年，也自此成了明朝灭亡前的回光返照。

 

　　作为改革家，张居正似乎也没有逃脱中国历史上不少改革派和改革家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所涵盖的就是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魄力，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精神。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但到了积弊太多、沉疴良久的时代，要想“不得罪巨室”又是何其难也，更何况当改革已变成革既得利益者和改革者自己的命时！

 

　　对待老百姓，张施的是仁政，对官员、清流等利益集团，他施的却是苛政。这正是他的难能之处，亦是他祸发之根。后人说他“精于治国，疏于防身”构成了他的悲剧所在，但假如一个国家或文化中没有了这些缺陷和糟粕，张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吗？

 

　　拨开重重的历史迷雾，仔细探究这场悲剧的具体原因时，便可在改革者张居正的身影背后，看到一个被阉割过的小人物——大太监冯保。

 

　　明朝是一个“权宦辈出”的朝代。凡是能够比较长久供职的外廷大臣，包括那些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要有宦官做自己的政治保护伞。

 

　　张居正也不例外，他的保护伞就是这个有太后撑腰、权势倾国、连万历皇帝都以“大伴”相称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冯保贪财好货而又大胆包天。张居正作为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老手，深知该怎样对付冯保这样的角色。他先后送给冯保金3万两，银20万两。终于换来冯保对他的鼎力相助，帮助他击败政敌，坐上首辅宝座。张居正也因此才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然而，张居正的无奈就在于当时的条件下，他不得不以一个腐败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不得不用腐败手段来确立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最终又必然导致他的腐败！

 

　　张居正去世后，反对派决定先从冯保身上下手，上疏指控冯保大量贪污受贿，富饶胜过皇上。万历皇帝尝到了抄家的甜头，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终于导致了张居正“祸发身后”。

 

　　张居正与冯保的密切关系显然是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人们却无法指责他。因为命运摆在他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两难选择: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深渊。

 

   这就是张居正个人的悲剧，也是专制制度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