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在家喜欢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潜水，尤其是喜欢去一些军事方面的论坛，但常常看到一些语出惊人的文章，让人看了之后心里有点堵，随便摘抄两段：

    人民需要民主自由，但更需要不被外国掠夺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保障，就是一个有能力有决心为自己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经济独立决死抗争的坚强政府。
    宁可要一个虽然贪污腐败每年损耗上百亿美元但是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国家免受各种形式的掠夺的中国，不要一个民主自由但是欠下万亿美元外债的没有自己的国防的中国。

    　看起来，这些是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而不由得让人敬佩的文字，但我却不仅不能感动，还感到恐惧，恐惧一种不讲逻辑与理性的义和团情绪，或者说文革情绪（宁可要……不要……这样的句式，都与文革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着惊人的相似。）更加令人恐惧的，则是这样的文字后面往往跟随着一片叫好、鼓掌之声，展示出强大的号召力。即使偶尔出现一点反对的声音，立即被更加猛烈的批判压倒，甚至被冠以汉奸、二鬼子之类的称号。这又和义和团有着惊人的相似了。在21世纪的中国，在最为开放的社会空间--网络上，支持民主自由居然会有如此遭遇，除了震惊和恐惧，还能产生什么感觉呢？

　　从逻辑上来看，这样的观点破绽实在是太大了，简直不值得展开分析。民主自由难道不能使国家强大？民主自由难道意味着国家失去主权和独立？难道只有贪污腐败的中国才有能力保护自己而民主自由的中国则会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如果照此推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便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如果没有他不合时宜地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自由的中国，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将会日不落了。从康梁到孙黄，再到陈独秀与毛泽东，都把民主自由作为强国的必由之路（或者至少是重要手段），难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那些网上的大虾？

　　但是，如果民主自由真的不能保证国家的强大呢？是不是就真的失去合理性了？是不是确实就成了资本主义的苗不如社会主义的草？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魏玛德国乃是当时世界的宪政典范，民主自由已经高度发达，可国内的混乱最终让纳粹党上了台，而纳粹党治下的德国几乎统治了整个欧洲，实力要强大的多。今天的俄罗斯，民主化程度远高于前苏联，可在国际舞台上不免忍气吞声，全然不见当年北极熊咄咄逼人的气势。而南美、非洲一些频屏爆发经济危机的国家，民主化程度也要高于经济发达的新加坡、沙特等威权国家。确实，民主自由不能为国家的强大打包票。那么，如果能论证现在民主自由不能使中国强大，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反对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呢？

　　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这样回答：应当由反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民主自由确实不能强国。而这样的问题，不去尝试是无法知道的，那么首先需要去尝试，先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如果尝试的结果恰如所料，那不是走了弯路吗？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这个时间来走弯路、有这个本钱来交学费吗？

　　那怎么办？不能肯定民主自由能不能实现国家富强，而我们又没有时间尝试而要尽快地实现国家富强，我们是不是只能去碰运气呢？但是，换个角度想想，我们一定要把民主自由与国家富强绑在一起吗？民主自由和国家富强之间没有必然的促进关系，也没有必然的矛盾。而民主自由是不是存在实现国家富强的义务呢？也没有。建设民主自由，应当为了民主自由本身，而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目标而不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工具。无论民主自由是不是能实现国家富强，都不能否定民主自由。个人先于国家，任何国家都不能以国家富强的借口来反对民主自由。

　　看起来，这样的观点实在是太有悖于爱国主义的要求，毕竟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的主体，个人基本上都属于某个民族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并要求个人为国家奉献和牺牲。但是，我们假设自己正处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比如说希特勒的德国。我们基于一个自己不能决定的命运安排成了一个德国人，这个结果的出现之于人类历史，就如同宇宙中一个纯粹随机的量子状态的波动。那么，既然是上帝的骰子偶然地落在这个叫做德意志的轮盘上，而我又是一个蝼蚁般生存的人民，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为这样一种偶然而承担一生的责任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当我们不能自主的时候，决没有任何自豪和荣誉为国而战的，因为那不是我的国。我不为什么主义、爱国、复兴而奢谈献身流血--我只为了食物默默劳作也对得起自己的灵魂。而如果因为另一个自己不能决定的偶然因素，不幸成为了一个犹太人，那即使我爱国，国爱我吗？再假设真的为国捐躯了，仅仅是作为抽象的人民中的一个，充当一将功成万骨枯中那作为铺垫的万骨，如同一个兵蚁，生而为人的意义又何在呢？

　　而如果生存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么一切都成为自主的，为国家奉献和牺牲，也是自由意志与生命意义的体现。当然，如果有人并不在意是否能成为一个自主的存在，而愿意为反自由民主的国家牺牲，那也应当承认这种选择，只是不能把这种选择强制于他人，己所欲，勿施于人。

　　总之，民主自由是独立的价值目标，而且对于个人而言高于国家富强。国家有自己追求富强的权利，而个人则没有义务为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卖命。而国家可以把国家富强放在首要地位，但不能因此就损害民主自由，更无权利对个人提出过高的要求。

　　那么，我们再把视线移回中国，看看为什么民主自由即使在今天仍然陷入困境，不能成为普遍的共识，而反民主自由的思潮还很有市场，尤其是在一般群众中。

　　当年严复先生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找到了柳柳州的诗作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住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于是用自由来指称英语中的liberty与freedom。这一语词，显然不是本土资源而是移植品。而民主自由移入中国之始，就被中国人赋予了实现国家富强的要求。在中国的语境中，民主自由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而工具的运用需要符合当政者的要求。所以，当梁启超认为中国暂时不适于实施民主时，就与黎元洪等人组织进步党，推行国家主义。当孙中山认为中国人自由太多而非太少时，就设计了训政，由党来训练人民。当毛泽东认为代议制民主已经过时而需要大民主时，就走向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而认为民主过了火时，就回到军政府的军事管制，让人民又分别去接受再教育。

　　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挽救民族危亡的要求空前紧迫，因此，西方的一切事物在引入中国之时，其立足点都是实现中国的国家富强。最早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如此，后来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此，最后引进西方的制度文明也是如此。因为侵略中国的强国大多是实现民主自由较好的国家，那么中国就引入这种制度来师夷长技以制夷。故尔，在民主自由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百年中，民主自由的语境被完全转化，从价值理性转化为工具理性。既然如此，其合理性就取决于对国家富强的贡献大小。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主自由为国家富强所做出的贡献又确实乏善可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没有很好地实现民主自由的情况下，却在实现国家富强上表现出了夺目的光彩。虽然说其间走过不少弯路，但现在的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前列、国际地位也跻身上流社会之中、拥有足以威慑假想敌的国防力量，种种成就仍然不可抹杀、值得称道。那么既然，民主自由在中国的语境中不具备独立的价值，而是服务于国家的富强，而现实中国家的富强又并不得益民主自由许多，民主自由自然要在中国遭受种种质疑乃至否定。在语境转化之后，民主自由在中国陷入困境，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结果。

　　面对民主自由的困境，我们抱怨民众不开化，惋惜启蒙先哲们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民主自由的发展方向，都显得缺乏意义。既然困境的根源在于语境的转化，就只有付诸于重新启蒙的努力，追求语境的再度转化，让民主自由重新回到其本来面目。基于历史留下的强烈的路径依赖，这样的工作，实在是任重道远，有赖于整个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共同的不懈努力。